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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11月17日,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也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而此前的10月29日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创造新供给”——“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
更早的10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到广东调研时强调,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从供给侧发力这种思路在以往的政策中早有体现。去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着力增加有效供给”,新的表述随即引发关注。
结合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实践可以看出,供给侧管理其实以前也在做,比如淘汰落后产能、减轻企业税负等,只是现在这方面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大大提升。
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推进新供给改革。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开之后不到半个月,国务院就连发两文力挺消费新供给。11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24条措施。
《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4方面具体措施,从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全面改善优化消费环境、创新并扩大有效供给、优化政策支撑体系等四方面做出了规定。对于伴随“人口红利”消失而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壮大城镇消费群体。《意见》还要求,加快出台增设口岸进境免税店的操作办法。扩大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范围,完善和落实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加快完善标准体系和信用体系,加强质量监管,规范消费市场秩序,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和主体责任,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完善消费基础设施网络,打造面向全球的国际消费市场,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良好消费环境。
一、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主要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又发展出了新供给主义,主张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新供给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与之前的单纯依赖需求侧,依靠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不同,供给侧改革更强调制度供给,从经济发展源头着手,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构建发展新体制,进而提升经济增长,释放增长红利。这种改革具体而言,它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结果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型方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在市场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二、中国新供给思路初显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经济管理思路,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摸索:第一阶段从2012年到2013年年中,以扩张需求为主(城镇化);第二阶段从2013年年中到2014年初,中央开始在需求端采取相对偏紧的态度(钱荒+打击虚假贸易+反腐),以此倒逼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第三阶段从2014年初到现在,由于之前紧缩的效果并不理想,中央的思路开始进行方向性调整,在需求端摒弃紧缩的思路(降息降准+政策性金融债),同时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历史上,“供给学派”最成功的实践便是美国80年代的“里根新政”。2014年以来“习李新政”的很多核心内容都和80年代的“里根新政”有相似之处。
高层最近对供给侧改革频频表态,表明官方经济学思想已由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甚至将把更多笔墨用于供给管理。
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
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实上以点明了中国式供给主义思路,即适度扩大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可以理解为“扩大总需求”是“保底线”,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求未来”。
未来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工作也还要做,投资方面还有社会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等的投资不足,消费方面还有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扩大,出口方面还有服务贸易出口仍有很大潜力,扩大内需也大有潜力。
三、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原因
(一)供需不匹配
“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当下中国供需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产能过剩。国内的传统工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它可能还会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而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产需不匹配,这种过剩也不可能凭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加以解决。对于新供给学派来说,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不能依靠需求管理政策,要在供给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另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尤其是高消费品、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是其中的突出表现。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销售额近一半。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数据,2014年出境旅游消费115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0%。11月3日,自由行服务平台蚂蜂窝旅行网、今日头条与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联合发布《全球旅游购物报告2015》,揭示了中国“旅购一族”迅猛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游客出境自由行的原因中,有53.6%的人把购物列为主要目的;而平均每个中国旅行者会把一半以上的旅行费用花在购物上。报告提供的数据还显示,中国游客境外购物人均花费5830元,同比增长16.3%。
中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表现出某种叫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的,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挤压,削弱了自身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二是中国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但现在外需减少、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面,但要经历痛苦调整,而且有些产能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三是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四是供给体系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在花色、品种和规格等方面满足不了消费需求。五是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物理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六是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
(二)需求侧刺激作用降低
长期实行需求侧调控方式,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是这一办法多有弊端,比如出现债务率过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美国上世纪出现的“滞胀”就是长期刺激的最终产物。目前,中国还没有到“滞胀”的程度,但也无法继续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增长。
(三)对中国的结构性问题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增长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这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成为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恰恰是产业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候。因此,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最终的结果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型方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在市场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关于结构改革的重点,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到了四个方面: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一)宏观调控层面: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
1、结构型货币政策配合宽财政
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因为从今年来看,货币收缩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开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只能是微调放松,不能大放松。在今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特别强调,不会过分放水妨碍市场出清。这意味着在未来的货币政策中,央行更看重的是结构性调整,对总量型政策将会更加慎重。所以现在要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
从目前来看,结构型货币政策配合宽财政或许是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组合。这种搭配,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事实上,从2014年开始央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来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2、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改革
如同罗斯福新政以后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的“供给约束”一样,中国经济从1996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财税专家的普遍观点是,中国宏观的整体税赋不算高,但是从结构上看,企业的税赋太高。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方向是在稳定宏观税赋基础上,调整税收的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这是一个系统的、联动的工程,不是降低某一或几个种类的税率就可以办到。虽然比较复杂,但是非常值得去做,不降低企业税赋,企业成本过高,很难形成竞争力。
3、减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从供给侧进行宏观调控,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减少税费。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
11月22日,国务院下发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适时推进“营改增”改革,研究将尚未试点的生活性服务行业纳入改革范围。但是当前企业成本偏高,交易性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偏高。“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的成本,包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这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减轻负担,提高竞争优势,同时还能提升资金的供给效率。
(二)产业层面:去产能,加快技术升级改造
1、加速去产能
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拖下去,不仅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财政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或者凸显。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提出四个改革方向中,就有两个涉及到去产能,一是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二是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化解积弊,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经济活力是本次供给侧改革的首要目标。
未来去产能主要有三大路径:一是加快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二是扩大出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等开辟新的市场,从需求端加快去产能; 三是加快产能输出,将工厂迁移至中亚、非洲等国家,在供给端消化产能。
2、淘汰僵尸企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沪深两市有多达266家“僵尸企业”,过去三年它们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高达2500亿元,效益却不见好转。2015年三季度末,上述266家公司负债总额合计高达1.6万亿元,266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达68.65%。这些“僵尸企业”高额负债已经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僵尸企业”不仅不产生经济效益,反而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到广东调研时强调,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下大力气完善市场体系,特别是解决政府不合理干预本该由市场去决定的问题,让“僵尸企业”早些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才能盘活资源,促进经济健康稳定运行。
有关部门正在就“僵尸企业”展开摸底,摸底数据出来后就会给出清理时间表,清理“僵尸企业”将与国企改革相结合。
3、房地产去库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10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8632万平方米,比9月末增加2122万平方米,再创新高。按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计算,可供2200万人居住。
根据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在施工及竣工住宅,未来几年有约60亿平方米住宅上市,可供至少2亿人居住。去库存,已经成为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核心要务。
近期决策层在多个场合提及房地产高库存问题,表明去库存已成为当前经济工作重要一环。
房地产去库存涉及到城乡一体体制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如何使城市工作的非户籍人口尽快落户。因为落户有利于形成住房需求,从而有利于消除一些城市中过剩商品房的积压。
4、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
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使“中国制造”强筋健骨、提质增效,形成竞争新优势,无疑是改善供给和扩大需求的重要举措。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级工程,支持轻工、纺织、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有市场的企业提高设计、工艺、装备、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创新型企业和新兴产业成长。
为此,11月国务院要求发布工业企业技改升级指导目录,通过三个方面措施促进产业升级,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发力。具体是发布工业企业技改升级指导目录,编制年度重点技改升级项目导向计划,引导社会资金等要素投向;简化前期手续,推动并联审批,加快项目落地。此外,推进落实财税支持措施,创新中央财政技改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鼓励地方财政加大对技改升级的支持。
5、资本层面: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供给学派指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在各个要素中,资本的作用最为重要。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框架下,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而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则立足于资本供给的改善。
??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给资本市场提出四个目标——“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IPO不断地关闭与重启,资本市场就不能发挥好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功能。资本市场需要稳定、持续,功能才会比较完备,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股市发展不好,企业直接融资手段就会比较弱,这会造成直接融资比重低,债务融资比重高,形成高杠杆,这种融资结构是不合理的。IPO重启,未来注册制的推出与国企整体上市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改善企业直接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