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转型的浙江经验

2018-05-04

民营经济转型的浙江经验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浙江的金字招牌。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浙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培育新经济新业态的动力源泉。

市场主体快速成长,从“个少体弱”到“量多质优”

2016年初,浙江私营企业数量高达104.65万家,占全省内资企业比重接近80%,民营企业占据大半边天。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生产总值、70%以上的外贸出口以及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五六七八”现象充分说明了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2017年上半年浙江经济实现了“半年红”,全省生产总值为23383亿元,同比增长8.0%,在此过程中民间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14935亿元,其中民间投资8565亿元,占据社会投资的大半壁江山。

浙江民营经济氛围浓厚,浙商素有创新精神。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优质民营企业成功进军直接融资市场,转型成为上市企业,引领了浙江经济高速发展。早在2000年,浙江民营上市企业仅20家,占所有上市企业的43.48%,低于国有上市企业占比;截至2016年,民营上市企业已经增加至286家,占比超过87%,远超国有上市企业。民营上市企业不仅个数实现“赶超式”发展,且民营企业占上市企业的比重不断攀升,民营企业量质齐升有效促进了民营经济提速增效,使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浙江民营经济实现了从“个体少、实力弱”向“数量多、绩效优”的跃迁。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120家浙江企业上榜,连续19年蝉联全国第一。

新经济新业态层出不穷,从“被动追赶”到“主动转型”

浙江民营企业起源于家庭作坊、乡镇企业、个私企业,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路径,主要分布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往往存在规模小、技术低、实力弱的问题。民营企业集聚制造业一方面奠定了浙江成为工业大省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浙江经济成长中的“烦恼”。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的内外压力陡增,浙江省委、省政府打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组合拳”,通过“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等举措倒逼浙江经济结构脱胎换骨。

浙江民营企业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对接创新驱动战略、“互联网+”战略,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加速布局新兴产业,从“被动接纳新技术”向“主动布局新产业”转变。2017年上半年,浙江健康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8%、8.9%和10.1%,远远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7%的增长幅度。民营上市企业中,2000年新兴服务业企业为0家,而到2016年已经增加至26家。在农业、制造业、房地产等传统产业中,民营上市企业个数也是多于国有上市企业,壮大了民营经济规模。

民营经济不仅是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更是浙江强化企业创新能力、撬动浙江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尤其是浙江民营企业借力“互联网+”,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企业竞争实力。2017年上半年,浙江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速高达13.6%,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发展速度。譬如,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世界级互联网龙头企业,也推动圆通、申通、中通、韵达等民营快递行业的迅猛发展;吉利汽车等企业构建消费信息系统,提升企业服务能力,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差异化的需求。

创业创新驱动势头强劲,从“低端集成”到“智能制造”

在大力推进信息经济发展的同时,浙江民营企业通过“机器换人”及智能制造等路径,将传统的成本优势、人力优势转换为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效地从“劳动力密集生产”转向“机器智能制造”。2017年上半年,浙江装备制造产业增长13.3%,对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率贡献高达64.2%,制造业转型升级颇具成效。

浙江民营企业大力推进“机器换人”,不仅转变了民营企业发展模式,也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社会生产成本。2017年上半年,浙江企业劳动生产率为22.1万元/人,较同期增长6.4%。以民营上市企业为例,2000年至2016年,净利润从12.26亿元增加至800.49亿元,增长了64.29倍;营业收入从176.95亿元增加至8978.02亿元,增长了49.74倍,经营绩效突出、盈利能力强劲,其本质在于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一时期,人均利润回报从0.71万元增加至7.74万元,增长了9.90倍,劳动回报显著提高,展现了浙江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模式的成效。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从“小船出海”到“集群共生”

长期以来,浙江是开放型经济发展重镇,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2016年浙江民营企业出口为13380亿元,占浙江出口总额的75.7%,是拉动浙江出口的“核心引擎”;浙江境外投资1172亿元,其中百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总额已达到1033亿元,占浙江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浙江作为“桥头堡”的地位日益凸显,民营企业的作用不断发挥,2016年浙江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进出口总额达到5401.3亿元,贡献浙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的80%。

浙江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核心技术支撑,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往往存在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浙江民营企业复制产业集群的模式与经验,在“走出去”过程中逐渐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出海”演变,以此畅通信息共享机制、提高风险抵抗能力、强化区位品牌价值。

浙江已经设立了5家由民营企业牵头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包括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俄罗斯乌苏里苏克工业园、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等4家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数量位居全国首位。譬如,成立于2005年的泰中罗勇工业园,有效降低了园区内部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交易成本等,并通过外溢效应、规模效应提升园区技术水平、品牌价值,为企业投资提供了沃土。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从“稳步推进”到“全面保障”

浙江民营企业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更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有效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2000年至2016年,浙江民营上市企业员工总数从7.54万人增加至85.14万人,占上市企业就业员工数的比重从44%提升至82%,维持了经济增长后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重民企、亲民企、扶民企”需要持续推进。

现阶段,浙江省委、省政府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切入点,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力度,再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从“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最多跑一次”,一脉相承、稳步推进、层层深入,表明了浙江深化改革的决心,为民营经济提速增效提供了全面保障。

通过改革,提升效能、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发挥信息技术联通作用,以“互联网+”为纽带,提高办事效率、审批效率,节约搜寻成本、跑堂成本,释放政策红利,完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要素流通市场,减少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消费者能够自己选择、商品能够自由流通,真正打造“有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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